郭德纲，相声界的卫士与判逆

第一次听郭德纲的相声和听说郭德纲的名字是在凤凰卫视上，刚一换台就看见他和于谦长袍马褂的站在台上。当时正在上网，没有比听相声更能两不耽误的。一看是脸生，只道是小角色，这年头有点别的本事的，谁还说相声呀。抱着批判的态度权且听一段吧。

    一听之下，再也无法安坐。起初只是不禁意的轻笑，偶尔回头看上两眼。但随着段子的展开，笑料连爆，包袱频抖，郭德纲亦庄亦谐，时怪时坏，每句话都像痒痒挠似的轻掠过我的神经中枢，我笑的浑身乱颤，同时一种久违了的感觉袭上心头。这种感觉自从上初中开始就越来越模糊，到参加工作就杳如黄鹤了。那是一种从心底喷发的轻快，不含任何杂质不带任何牵绊，迅速升腾弥漫开来，润补我已结硬茧的五脏六腑。不理QQ上谈兴正酣的美女，全身心的滚入郭德纲的海洋里，伴随着台下观众对郭德纲特有的叫好声———“吁……”，起伏漂荡。

   演出结束了，我仍沉浸在轻快的余韵中。实在没听够，上网找找。在google上搜索郭德纲三字，竟找到七千多个页。那一晚我通宵和这个勉强又矮又胖又丑的中年男人在一起，轻快，兴奋，无眠。他的传统段子，自己的段子，能找到的都听了。有关他的信息也看了不少。起初对这个矮胖子我还只是喜欢，听到后来，看到后来，竟对这个贫嘴烂舌的家伙产生了一丝敬意。

   我敬他持之以恒执著追求，敬他大胆革新锐意进取。搞文艺的，让人喜爱很容易，让人尊敬很困难。而在我看来，这个胖子似乎做到了，将来还会做的更好。

   做到持之以恒本就有相当的难度，但能“持”者也大有人在。而在今天相声并不景气，各种新兴文艺形式大鸣大放的形势下，还能坚守着一片阵地，护卫着一方老土，才是真正的难能可贵。郭德纲，从一个名不见今传的相声演员，到拥有成千上万“刚丝”的腕儿；从小剧场七八个观众的演出到凤凰卫视，北京电视台春晚。看看他的星路历程，我却没有喜悦，只有慨叹。我不为他的成就鼓掌，要对他的执著敬礼。相痹烩下，那些已成为名人年年上央视春晚的相声从业者们，我只能称其为从业者。我从他们身上看不到任何与相声血肉相连的情感成份。相声这门深厚的语言文化艺术，对于他们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仅此而矣。所以当这营生不好赚钱时，跳槽是理所当然的事。没什么割舍不下，只轻轻的我走了。于是，姜昆走了，去办昆鹏网站。马季走了，走入各种广告里。牛群走了，走进蒙城当了县长；冯巩走了，招赘进了小品。腕儿小点，年轻点的汪洋，赵保乐，大兵，也改握主持人的话筒了。这些人至少还能混个脸熟，其它消声匿迹的主儿，连名字也想不起了。纵然是还有人说相声，段子无非分两种。一种是传统段子，会那么几段，什么《八扇屏》《报菜名》，师父怎么教的就怎么说。这已经不错了。还有一种是新编的段子，粗枝滥造，恶俗浮夸。动不动的发一翻国富民强的宏愿，当时听了挺过瘾，事后索然无味。要不就是大唱领导人赞美诗，弄得你已为真实现了共产主义似的。没有掌声，找托儿；谁不笑胳肢谁。最后不过是博来助兴或同情的掌声、笑声，稀疏，无力，苍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郭德纲的演出剧场里，人头攒动，采声不绝，开怀放肆的笑，还有“刚丝”们同郭德纲特有的默契——每到包袱抖出来，台下“吁”声四起。这种近乎起哄的喝采透着打心里涌出来的亲切。

   他一个人能说几百段传统段子，大段的贯口，学大鼓，唱京剧无所不能。他的表演风格承袭了刘宝瑞、候宝林大师的精华，自然、流畅之中彰显幽默；看似平实无为的句子，他一经说出，就构成了对兴奋神经的冲击。他个人认为传统段子和传统的表演技法都是老前辈们用心血和实践总结出来的精华，是历史和文化的积淀，是一大笔难得的财富。

    如此看来，他对传统相声的守护，对相声艺术的忠贞，说郭德纲是个卫士，并不为过。

    但如果他只是一个卫士，对自身尚有缺陷和局限的相声艺术，仍忠心耿耿。那他顶多是个愚忠的卫士。因循守旧的走上许多相声演员的老路，直至消散。但他的相声，词里句间都透着焕然一新的气象。对于传统段子虽然大部分保持原貌，但在包袱的设置，起承转合处溶入时代的元素，在语言，语速，语感上改用符合现代审美的生活化格调。让传统深厚而不陈旧，成熟而不老迈。苏文茂的苏《批三国》可谓脍炙人口，郭德纲就敢创郭《批三国》。同样的旁争博引，牵强附会，同样的花样百出，捧腹大笑。比如甲子曰借东风那天推算出是星期四，关公的师傅推理到了孙悟空身上。比之苏老的“吴氏生飞”毫不逊色，而俏皮灵动更胜苏老。至于郭德纲自己的段子，更是任其挥洒，酣畅淋漓。他和上春晚的名人在物质上没法比，在成功的境遇上也大不相同。这一切给他一笔财富——生活。他的段子里透着强烈浓厚的生活气息，大众口味。也正是如此才容易引起共鸣。或开怀或会心的笑就因为这种生活化的亲切感而流淌了出来。著名艺术家严肃曾感慨：“过去一下基层就是几个月，和群众同吃同住，只有那样写出来的作品才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现在这样下基层的机会很少，时间也不允许……”这是严肃讨论有关相声走入低谷时的谈话，一针见血的指出了相声界的弊病。这话应验在小品上，赵本山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如今应验在相声上，郭德纲便异军突起了。在他的段子里街头巷议却难登大雅之堂的包袱随处可见，具有时代特色的元素笔笔皆是。当然，并不是指黄色、反动、前卫的内容。比如《我要上春晚》中：“到了演艺圈才知道，那里头更乱。有些女演员要上戏，就得和男导演睡觉。我这恨那~~你们都睡觉去了，我们男演员怎么办？唉呀，女导演实在是太少了……”。解气！私下议论这样一个公开的秘密，不足为奇。但在公众面前揭穿这个公开的秘密，把龌龊东西曝晒于曰光下，实在叫人大呼过瘾。何况又是用相声这门携有调侃和讽刺利器的艺术来表现。

    他的相声随有讽刺假恶丑的段子，但他却说我不认为相声非得有教育意义。他在《论相声五十年之现状》中说：“谁说相声非得有教育意义，这是灭绝人性的说法。”“这个年月缺车的，缺房的，缺德的……我管你缺什么，只要走到我这房子里来，保管你这一下午忘掉这些烦恼，开开心心，这年月能有这么一个地方，不好找啊！”这种言论是在“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政治主题下发出了尖锐的声音，在政治主题的左右下，文艺形式不是歌颂什么，就是突出什么，要么就是弘扬什么。其它文艺形式也许有此特长，唯相声此处特短。它是以轻松幽默为主旨，却也难逃这厚重的命题。因此作品大多老套，俗套，创作上受限，观众们受罪。看完一个节目，非得引得老百姓唏嘘不已，感慨万千不可。说相声的带着使命来表演，听相声的带着任务来接收。神洲大地，一片庄严神圣的笑声。笑不出来的，比如憨直的年青人，就投到周星驰的麾下，尽情享受无厘头的精神按摩，有时还要蒙受着“无知”“肤浅”的冤枉。这时郭德纲来了，以相声这门传统艺术的本真为车，以时代精神为轮，载来了一车的轻快。只有轻快的笑才是真正有益身心的。

    郭德纲，在传统段子里溶入新鲜的元素，像一个把老爷爷花白的毛发染黑的顽劣之孙；在粗滥浮夸的风气中，独秀出生活和时代的靓色，像一个庵院里轻描娥眉的小尼姑；在主旋律和大背景这下，发出自己原本的声音，像一个家教森严的族群里的不肖子弟。不管他像什么，他都是个判逆。

    就在我为郭德纲喝采，为相声艺术欣慰的同时，更多的忧虑却避无可避。相声的低谷只是传统文化窘境的缩影。如果说拿传统文化说事有些小题大做，那么相声的处境是与之相关的曲艺艺术处境的缩影，并不为过。评书，大鼓，戏曲……这些民间艺术，有的已经成了文化遗产，有的已成了国之玫宝。在他们的名位曰渐尊贵的同时，在百姓心的地位也愈发的末落。披上国字号外衣，登上大雅之堂，画上文化的图腾，显露出一脸的历史沧桑。尊贵的无以附加，尊贵的闲人止步，尊贵的可远观不可亵玩焉。青年人看看，说有代沟，扭头走了；中年人看看，说早就腻了，珊珊而去；老年人注视良久，张开双臂将它揽入怀中，说老玩意儿，谁也不许碰一下。就这样，它典雅的沉睡了。

    如果一直沉睡下去，那就和死无异了。民间艺术生于江湖，而死于庙堂。人岂不伤？还好，郭德纲出现了，就在相声将睡未睡时，断喝了一声。我在讲述时常讲到一个词，“剧场”。郭德纲把睡于春晚的相声抱回了老家。在这里有自己家的亲人，可以任它怎样大喊乱叫都行；有自己家的物件，可以任它如何摆置玩耍；没有了春晚般的限制，相声可以随心所欲的挥洒，恪守传统也罢，锐意创新也好，只有一个原则——轻松快乐。于是观众回来了，影响造出来了，名声远播了。郭德纲使相声在民间再次吸足了营养，虑去了杂质，卯足了劲头。就算再入庙堂，也不是人家让进来的，而是自己冲进去的，并要以它广泛的群众号召力反客为主。从这个角度看，郭德纲的意义并不仅在于相声本身，他为相关门类的艺术振兴，踩下了一条可循之迹。

   话说到这儿，倒像是把郭德纲同志永垂不朽了似的。可以想像，现在我敬爱的胖哥哥，正那儿生龙活虎的犯贫。祝好运。